独家专访胡海龙：实事求是，自强不息，自反者道，自胜者强

提到“胡大哥”，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他提笔写书法时那份从容与专注，是他那份随和而沉静的气质，也是他谈起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时的深刻与热爱，选地建房时的精准与远见。熟悉他的人说，他谦逊、有担当、有远见；而他给自己的定义则更简单——坚毅。面对困难，他从不退缩，始终以稳健的步伐和坚定的信念，走出属于自己的路。

这就是胡海龙，新西兰华人建筑业协会（NZCBIA）的理事长、创始者之一，也是最早一批在奥克兰从事建筑开发的华人之一。几十年来，他以实践者、思考者、推动者的多重身份，见证并参与了新西兰华人建筑业从“边缘探索”到“主流参与”的整个历程。

他身上有着一种典型的建筑人气质，稳、准、实。他经历过中国建筑业的体制改革，从施工企业到政府部门，再到在新西兰自创平台、建立协会，每一步都脚踏实地、步步为营。他始终在用自己的方式寻找那个“度”，那不仅是速度与稳度、理想与现实、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平衡，更是东方哲学中的精髓。

在他看来，建筑不仅是结构的科学、凝固的艺术，更是“做人”的哲学。

他倡导“公为先、信为本、事为人”的信念，也和志同道合的同仁一起，用十年时间带领NZCBIA从十五人的社团，成长为新西兰建筑行业中最有影响力的华人组织之一。

他喜欢说：“我们盖的房子要舍不得卖。”这句话既是他的工作准则，也是他对人生的写照：做每一件事，都要有敬意、有热爱。

以下是他的自述：

建筑人生的起点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乐府诗集》中对塞外阴山脚下敕勒川生动描绘的景象。我就出生在阴山脚下的内蒙古包头市昆都仑区。这里也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典故的发祥地，古称“九原郡”“五原郡”的地方。

我的父亲1964年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支边来到内蒙古包头市，在中国二冶做语文老师，母亲是化学老师。他们一同加入了塞外草原钢城（新包头）的建设。父母这一代人的乐观积极、无怨无悔的精神，至今仍鼓舞着我，不时感动。回想小时候，我经常看到上万人骑自行车上下班时，通过昆都仑河大桥的场景，看到建设者们奔赴工作时那坚定、积极、乐观的神情，我现在心情依旧澎湃激动。经过父辈们几代人的建设，昔日“胡服骑射”的变革之地，让如今草原钢城的包头市又成为了世界的“稀土之都”。

1982年我们兄妹三人随父母移居到阴山脚下另一座古称“云中城”“归绥市”的塞外青城呼和浩特。这里也称“三娘子城”“归化城”,有石器时代大窑文化遗址、大召寺、席力图召、五塔寺、辽代白塔，西汉“昭君出塞”、清代康熙三征葛尔丹都发生在这。“大盛魁”草原商路从这里连接到外蒙古、俄罗斯。从先秦开启的古代草原丝绸之路，使得呼和浩特的历史文化、各民族文化和工商业气息更加浓烈一些。

这两个有着2400多年深厚历史、阴山脚下的城市，见证了中原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在这里交汇，多个民族在这里聚居和融合。这里也是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形成的发祥地之一。从小感受塞外的多民族风土人情，看荒漠胡杨、草原山川，经朔风沙尘、风霜雨雪，潜移默化地形成了我的性格。

小时候周末，与父亲一同支边的大学同学马叔叔经常来我们家，马叔叔是研究先秦文化、文学和汉语言文学的大学老师。父亲和马叔叔一起“咬文嚼字”出版了《病句分析》。我耳濡目染，从小就对中文、语言逻辑和汉字有了兴趣。游览、参观、有时也写生，如赵长城遗址、五当召、大窑文化遗址、大召寺、席力图召、五塔寺、白塔等建筑，又目睹新中国草原钢城包头市昆都仑区的建设，使得我从少年时就对建筑和城市规划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

上高中时的一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在那个年代买冰箱、彩电都得凭票。我母亲是化学老师也是班主任。凭借着母亲“优秀教师”和“优秀班主任”的荣誉分配的两个票证，我们家买了两大件。那可是家里的大事。而听出国做建筑回来的邻居讲：国外冰箱、彩电用几年不坏也要换新的。国内外民生的差距，现在回想，这也是国家改革开放的根本原因吧。

我选择建筑行业，原因其实也挺朴素。一方面，人有“衣食住行”的需要，吃饱穿暖之后，最基本的需求就是“住”，安居方能乐业。我觉得这是一个永远有意义的行业，可以给人们提供更好的生活。另一方面，我从小喜欢写字、画画。高中时有个同学父亲是做建筑的，他家在郊区盖了一栋两层楼自住。那时候全国人均住房面积还不到十几平方米，我觉得那房子有院子、很宽敞。那一刻我就想：如果能亲手设计和盖出那样的房子，该多有成就感。

我太太刘佳是我的高中同学，她的专业是建筑学。她的父亲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的老一辈专家，是内蒙古建筑设计院的总工程师。可以说，我选择工民建专业多少也深受她家的影响。

我先后在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和天津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就读。记得当时开学第一天辅导老师自豪地告诉我们：朱德元帅说：“建筑行业是万岁的事业”。这也更加坚定了我学习建筑、学好建筑的信心和决心。那时候全国刚刚开始城市化建设，大家都觉得能参与到“让老百姓住上更好房子”的事业里，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天津大学的校训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我记到现在，也成了我一生做事的原则。学建筑、做建筑，最重要的不是搭积木看风景、画得如何好看，而是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地去面对每一次实验、每一张图纸、每一个节点、每一根钢筋、每一块混凝土。

毕业后，我进入一家建筑企业，从技术员做起，后来当上技术负责人和项目经理。

记得我升任技术负责人的中日合资青鸟工程，这是由排架结构的织造车间、砖混结构的染整车间和框架剪力墙办公楼三个独立的建筑物组成的建筑群，是当时呼和浩特的重点项目之一。织造车间的预制薄腹梁要用的32螺纹钢，只能协调从国家储备局调用，杯型基础的大体积混凝土浇筑散热，定位测量，梁柱的吊装、顺序安排等；办公楼的剪力墙模板工程，梁柱吊装就位时钢筋互相“打架”问题；染整车间的防水、防潮工程处理等等，从材料、技术、施工安全、人员调配都要精心安排，小心处理。这些工作对于不到30岁的我，是挑战，更是提高自身能力的机遇。

那时候中国的建筑业正经历巨大的制度和体制变革。当时有个著名的工程案例：世界银行贷款、国际招标的鲁布革引水隧洞工程。由日本大成建设公司以低于标底43%的价格中标建设，大家都以为他们要亏本，结果不但没亏，而且提前了95天优质验收，并网发电。仅日本大成建设公司向中国甲方索赔就一百多万美元，还赚了三百多万美元。这个项目震撼了全国建筑行业。那时我们还处在计划经济体制。所有建设项目都是由各级计划委员会立项，做可行性报告，财政拨款，然后各级建工委局去做。日本大成建设公司那次低价中标、优质提前建成以后，中国建筑业便开启了项目法施工、招投标、工程监理等一系列的全面制度、法规改革，开始逐步引入了市场化机制。

变革就是机遇，我很幸运地赶上了那个时代。我是中国第二批注册项目经理，也是中国第二批注册监理工程师。那个年代，“项目经理”和“监理工程师”是新鲜的概念，代表着中国建筑行业开始和世界接轨，走向市场化、专业化。

我一开始在建筑公司工作，做技术、施工、项目管理；后来进入政府部门，去了招投标管理办公室，施工工程安全监督站，最后再到建筑市场执法监察部门工作。主要任务是代表政府监察检查建筑市场中的问题，比如投标中串标、暗标、行贿受贿、利益输送，甲方违规指定承包单位、变卖国有资产等。我们通常与工商局、检察院、反贪局、审计等部门联合执法，虽然不负责监察工程质量（那是质检站的职责），但从投标、合同、施工管理、施工安全到项目验收的全过程，我们都有执法监察权。

那时候因为四川“彩虹桥坍塌事故”，国家开始大力推广项目法人、工程监理制度，厘清项目建设中各方的责任、权力和义务。开始工程监理的职责是作为第三方监督工程质量，把政府建委质监站的具体技术检验相关的职能分离出来，由工程监理公司负责。后期加入了工期监理，资金监理等等。可以说，那段工作经历让我对建筑、建筑市场的理解从“盖房子”提升到“建体系”，从个人的工地经验，转向对整个建筑行业程序、秩序的认识。

也是那一段工作经历让我开始逐步看清建筑市场的全貌，以及建筑业和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过去在建筑公司我只是一个项目经理，只关注自己那一个或几个工地；而到了政府建委部门和从事建筑市场执法监察以后，我开始理解一个项目背后涉及的不仅是甲乙双方，还有民生、经济、政府部门、资金资本与规则等等。

我们那代人几乎都是在不断的变革中成长起来的。每一次考试考核、每一次规范、法规和制度更新，都意味着你得要不断学习、重新适应。也正是那段经历，让我学会了从宏观的角度看建筑和建筑市场，它不只是各种建筑材料的组合，更是一种规则、一种秩序、一种责任。

在建筑行业干久了，更能体会从事建筑专业的人士，心里总有的一个愿望——能亲手建造并住进自己设计的房子里。

随着国家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国外相似的独栋别墅建筑也在东南沿海不断出现。我在工作中也能接触到相关的信息，加上我很喜欢自己画一些独栋小房子的铅笔图，有位留学国外的前辈对我说;“有机会出国，可以试试实现你的愿望。”

当弟弟胡海波先到了新西兰，我也开始认真考虑：是不是该出去看看。

走出国门

2003年1月，我正式来到新西兰。

那时候海波比我早来到新西兰。我在国内也算干得不错。看到他在奥克兰租的独栋房子的照片，和国内比较真的很不同。他说：“在新西兰哪怕房子再小、再简陋，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设计并亲手建成。国内海珍可以照顾父母，你又是学建筑这一行，这个愿望在这里是可以实现的。”这些话让我心里的愿望开始启动了。

其实那时大家对新西兰都不了解。我第一次对新西兰产生印象，是看电影《钢琴课》（The Piano）。那部电影好像还获了奥斯卡奖，画面里总是阴雨天，最后那个钢琴掉进海里的镜头让我印象深刻。从那时起，我脑海里对新西兰的印象：就是一个多雨多风、有海滩、安静、有艺术气息的地方。

说实话，对新西兰也谈不上什么“向往”，内蒙古有“海”如：黄旗海、乌梁素海、哈素海，其实是湖。新西兰四面环海，是海洋，有海滩。我的名字中有“海”字，就是想亲眼看看新西兰的海滩，看看外面的世界，是精彩，还是无奈。

我是以技术移民方式来到的奥克兰。当时我有国家注册项目经理、监理工程师这些资质，所以申请过程比较顺利。来了之后发现，这里确实不一样，能建自己设计的房子，能干事，也能落脚，就留下了。

新西兰给我第一印象最深的不是风景，而是银行体制的不同。我来奥克兰不久，帮海波的一个朋友去ANZ银行送支票。交谈间，了解到银行很欢迎贷款，贷得越多还有优惠。这让我很震惊！在国内，我曾经协助区政府做旧城改造项目：恢复重建明清一条街。区政府缺拆迁和建设资金，去找银行贷款，结果银行直接说：“我们边疆内地银行只收存款，一般不放贷款”。那时候国家建设资金紧缺，重点发展东南沿海，贷款资源都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内陆城市几乎没有信贷渠道。经过这次ANZ之行，我心想，新西兰这地方小型建筑是能做的。

来到新西兰之后我发现：建筑设计师在这里发挥的空间更大。我太太刘佳是建筑师，她在日后的项目中从规划、建筑的平立面、色彩搭配上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又照顾三个孩子的学习和生活，让我无后顾之忧。结构工程师可能机会少一点。但对我这种性格比较强、自我意识比较明确的人来说，在这里生活反而更自在。

在新西兰从事建筑业这些年，我逐步开始重新审视中西方的建筑行业的差异。中国的建筑业在近几十年突飞猛进，快速发展。从项目法施工、招投标制度到工程监理制度，很多都是向西方学习来的。我们那一代人正是在这种学习与改革中成长起来的。但到了新西兰，我却越来越发现情况恰恰相反，这里的建筑体制、制度反而显得保守、迟缓和拖沓。要做上千平米“大项目”，在新西兰是很难的。仅从设计、施工流程、工程结构选型到建筑材料体系的方面来看，新西兰的整体基础建设程序与制度体制相对是落后的。

很多先进建筑材料在世界各地早已广泛使用，只要专业认证合格就能替代。但在新西兰却要进行繁杂的二次检验，或不被允许使用。建筑、结构设计图纸里指定各类建筑材料，很难更改。这种规定、规范，既延长工期又提高成本。更让我吃惊的是市场垄断，比如纸面石膏板，只是一个品牌，但几乎垄断了整个新西兰市场。也许是新西兰市场太小，但这一定会让新西兰的建筑成本居高不下。

所以我常说，新西兰的建筑业在制度体制层面大概相当于中国九十年代末的阶段，不是工具、材料和设备落后，而是程序、体制与理念的滞后。中国人多“快”，新西兰人少“慢”；中国发展太快，往往不够精细；新西兰慢，慢到忘了自己要干什么。

我觉得最美的，是中间的那个“度”。中国文化讲中庸之道：适度为美，过度为毒。这也是我后来越来越深的体会，就像罗丹的雕塑《思想者》，如果雕塑家把一只手雕得太逼真，有了自己的“思想”，结果这只“手”就脱离了整体，这就不是《思想者》了。这就是“过度”。建筑也是如此，社会也是如此，人生也是如此。

不是公司，而是平台

我来到新西兰后，几乎没犹豫，就重新回到了熟悉的建筑工地。那时候华人圈里从事建筑的人不太多，我应该算是比较最早的一批。

刚落脚奥克兰，我和海波一点点来，从能掌控的地方做起。十年前在Albany，我们做了一组五栋五十多户的联排住宅，全部采用预制混凝土结构，这应该是当时华人建筑圈的第一次尝试。

我们公司最早的起点，其实特别朴素。那时我没有什么宏大的创业计划，只是想着把每一栋房子都建好。

后来，海波结识了一位南非来的白人路桥工程师。有一天我对他说：“你帮我们给公司起个名字吧。”他选的名字叫Long Champs，说是来自法国香榭丽舍大道（Champs-Élysées），他说这个名字听起来有格调，也象征着远方和梦想。我当时也没多想，就说好吧。结果这个名字一用，就是二十年。

严格来说，我不太喜欢“公司”这个词。我更倾向于把它称作一个“平台”，或者叫“公社”、“合作社”。所以我更喜欢像新西兰Fonterra那样的“合作社”模式，虽然也有欠缺，但可能这才是未来公司制度的走向。

比起“公司”，我一直觉得“合作社”这个概念更有生命力。股份制公司起源于欧洲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时代，本质上掠夺资源和再分配的产物。我认为随着AI技术发展和普及，个体的生产力和全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将大幅提高，“合作社”“公社式”的商业组织形式将会成为趋势。

我们这个平台（公司）的核心理念是共享与共创，每个人都能在平台上尽可能发挥自己的价值。把平台利用得越好，收获就越多。无论你是做设计、施工还是开发等等，都有自己的空间。粗浅地说，大家都是在利用平台的同时也搭建了平台；书面一点地讲，就是在合作中共赢，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现在我们的核心团队大概有七八个人，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每个人背后都有自己的资源链：有人负责规划设计，有人负责银行融资，有人做工程施工、有人做市场推广、销售，有人做资源整合。我们不是那种每天都坐在公司，等指令的那种传统公司，而是一个开放的平台。谁有项目谁牵头，平台（公司）提供配套资源。在我们的平台上，没有“固定职位”和“小时工资”的概念，更多是按照具体项目来分工协作，谁参与了项目、谁贡献了资源和能力，就按大家认可比例分享收益。我认为相比传统的上下级制度，这种方式更公平，也让人更有动力。这也是叫我“胡大哥”比叫我“胡总”或者“老板”更令我舒适的主要原因。

举个例子，团队中或其他人想自己投资一块有旧房的土地，他就把想法放到公司平台上。我们团队帮他评估项目可行性，对接规划设计、施工图设计，图纸报批、银行贷款、旧房拆除、工程施工和上市租赁、销售等环节。项目做完后，大家按共同认可的贡献比例分配收益；如果没有利润，也要一起承担。这种机制让每个人都能在平台上发挥特长、承担责任，也能学到更多东西。

当然，这种平台式的运作也会有摩擦，摩擦的火花是要从困难中找到办法和方法。我们有一个共识——“各素其位，勿愿其外”。每个人做好自己的角色，不抱怨、不推诿。我们相信：信任是制度的基础，比制度本身更重要。公司平台不是松散联盟，而是有信任、有规则、有底线的合作共同体。

如果一个公司、一个团队必须靠打卡、靠签到、靠监督才能维持运营秩序，那这家公司就失去了内在发展的动力。回想起父辈们无怨无悔支边塞外，乐观积极的工作状态，仅靠“打卡”或“签到”是不可能建设成草原钢城的。我们在这里讲的也是信任和主动性。大家有事就打电话，有困难就谈。最高效的组织是彼此信任、随时沟通、互相支持。人心顺了，效率自然高，效益自会好。

一个人心情好、心气顺，做出来的房子都会更好。反过来，如果怨天尤人、心里不痛快，工作时就容易出事故，建出来的房子就也像是心情不好时做出的菜，是不会好吃的。我们要的是一种愉快、有温度的、心甘情愿的合作氛围，让每个人工作时都发自内心地投入，觉得有意义、有价值。强调共同的价值观在公司、团队和集体中很重要也很必要的。

用中国人的头脑做新西兰的事

我一直强调要用中国人的头脑做新西兰的事，要既懂技术，又懂管理，还得懂新西兰的独特文化。否则在这样市场环境中，很难把项目做稳。新西兰的建筑法规源于西方判例法体系，不断累积法条，看似很规范和细致，实则各法繁杂、总体核心系统欠缺。甚至对于同一事物标准、流程相互冲撞、互相否定，几乎没有弹性，很难协调一致，这必然导致效率低下。加之新西兰是小经济体，进而使得新西兰生产力水平在发达国家中偏低。而我们华人是少数族裔，中华文化有一个优势：就是反省自强、变通灵活、刻苦勤奋，既懂技术，又懂管理，能在细节里找到提高效率的空间。

在我看来，成本和效益的差距不是省钱省出来的，而是靠思

路、靠执行、靠对“度”的把握。例如我们在Albany的Sunrise Garden酒店项目。按照固有的所谓的标准管理模式，这种项目管理团队的大概标准配置是：甲方十几人、乙方二十几人、咨询方十几人，总共四十几人的团队。项目的间接成本在20%左右。但我们整个团队只有七八个人。谁擅长哪一块，就负责哪一块——有人找材料、有人谈投资、有人做设计。简单高效，没有冗杂。对比奥克兰市中心的一个七层酒店，三万平米，工程施工费用近三亿纽币；而我们的项目近一万平米，我决定把隔音分项工程比设计批准图纸标准增加100%（两倍），费用增加了两倍，要保证优质的隔音效果。结果工程施工总费用也只用了四千六百万纽币左右，成本差距非常明显。这样结果让我更加坚信：项目能成功，关键不在人数多少、标准多高、制度多严，而在于你真心喜欢做这件事，用心站在用户的角度，脚踏实地、身体力行。

我常对团队说：“我们盖的房子要舍不得卖”。也就是要像盖给自己住的一样。把盖的房子首先当“作品”，然后当“商品”。完工后还有点不舍得。这就是站在用户的角度来想、来做。盖房子就像做蛋糕，你若只是想着快点卖掉蛋糕赚利润，味道应该不会太好。只有用心去做，连空气里都是香的！房子是要天天住的或天天用的。如果住户和用户每天都在念叨“这是谁盖的，这么难用！”，那会早晚出问题。建筑这行也讲究的就是“心安理得”，要有敬畏之心——做房子、做事业，都一样。一个项目能不能成，最核心的还是“人”。技术、能力、学历都重要，但都不是决定性的。真正决定成败的是人的“道”与“德”。“道”，是方向，是天理。我们盖房子是顺应天道的事，让人有地方住，有地方用，能遮风挡雨、温暖安心。这本身就是一件正事和好事；而“德”也是“得”，你得到的要正当，要匹配你的德行。如果你得到了不该得到的，那就会失去不该失去的。所以我常提醒团队也提醒自己，做人做事要走得正、行得远；心要正、事要平。

儒家思想的“各素其位，勿愿其外”。就是每个人在自己该在的时间点、位置上与合适的人做该做的事，这就是“道”。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关系。做建筑不仅做的是结构的科学，凝固的艺术，也是一种做人的哲学。从公司到协会，我一直坚持的是“公为先、信为本、事为人”。公为先，先让平台好，个人自然会好；信为本，不管是合作伙伴还是团队成员，信任是第一位；事为人，做事的根本在做人。这些原则，会让我们的团队和行业都能走得更远。

NZCBIA的诞生与成长

十几年前，我刚开始在新西兰盖房子的时候，有一件事让我印象特别深。那天我和太太刘佳带着小儿子去Browns Bay买杂粮。老板是个陕西老乡，聊得挺好，直到他问我干什么的，我说：“我盖房子。”他却说了一句：“我不买华人盖的房子。”那句话当时刺痛了我。我愣了几秒，心里挺不是滋味，就笑着回他说：“那你可能没遇到华人盖的好房子。”从那一刻起，我就在想——为什么会有这种偏见？

后来我慢慢了解到，确实有一些华人从业者做得不太好。固定钢梁的螺栓少装一颗、导致钢梁受力传导变向，建成售出后不久，钢梁挤破外墙，引发纠纷……一传十、十传百，大家就形成了刻板印象：“华人盖的房不能买”。作为建筑行业从业者，我很清楚，这种印象一旦形成，整个华人建筑行业都会被拖下水。那次经历让我下了决心，如果不靠华人自己去改变，没有人会替我们澄清。

那以后我和国内的一位老朋友聊起这件事，他是建设部和工信部的专家、中国城科会的理事。他跟我说：“行业要自律，才能赢得尊重。”这句话我记到现在。我们不能让别人一句“我不买华人盖的房子”就把我们华人都否定了。只有把质量做好、把信誉立起来，别人才能认可你。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得有人站出来。我们要先自救，保住饭碗，再去谈发展。那就是成立协会最初的念头。不是为了名声，也不是为了利益，而是为了让别人看到，华人盖的房子，也可以是最好的房子。

有了成立协会的想法之后，我就和海波商量先从周围的人找起。我们先找了一直供应建材的陈乐源（Keven Chen）；又找到了许立（Frank Xu）、之后又聚集了詹烽、潘昕、黄海鑫、郑路、Jennifer Lo、杨湘泰、TK Yong、Melvin Man等这些建筑行业的专业人士，大家都觉得这事儿有意义。那时候我们说，干脆成立一个建筑类的协会，也就是现在的新西兰华人建筑业协会（NZCBIA），让干这一行的华人能聚在一起、互相帮助，共同提高。

结果申请注册的时候才发现，当时新西兰的《社团法》规定是最少要十五个人才能注册。我们数了一下，不够。最后把许立夫人、詹烽夫人和我太太也都算上，才刚刚凑够十五个人。

第一次成立聚会在奥克兰码头边的一个餐厅举行。人数不多，以“起航！”为主题，其实那一刻，我们自己也没想到，协会的第一次“扬帆”，使我们协会走到了今天！

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挺冷清。那时同一时间还有一个建筑相关的协会在成立，热热闹闹的，场面很大；而我们这边人不多，声音也小。虽然压力很大，但大家都有信心要坚持。我常说：只要走正道，协会最怕的不是没人来，而是没人坚持。只要有人愿意做、愿意守，事情总能慢慢变好。

协会刚成立那几年，说实话，最大的困难就是“活下去”。那时候各种社团像雨后春笋一样多。詹烽还打趣说：“有的社团就像礼花，一瞬间美丽绽放、然后就没了！”我心里很清楚：要做的不是一阵子的热闹，而是长久的坚持。

有一年经济形势不好，很多会员都退会了。理事会上有人提议说：“要不把公司会员费从3000纽币降到2500纽币吧？”我说：“坚决不能降，还要加500纽币，这不是钱的事。”我认为，这是协会自我价值认同的问题。一旦往下降，就像破窗效应，一个破窗会带来一连串的松懈。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尊重自己，别人凭什么尊重我们？那次我们大家顶住了压力，坚持不降会员费。我觉得，这是协会能挺下来的原因之一，也是我做为协会理事长对协会的一点贡献吧。

协会和人一样，活得好重要，活得久更重要。我们老老实实做事，踏踏实实运营。十年后再回头看，NZCBIA真的成了那一批里活得最长、走得最稳的协会之一。这就是走正道、坚持的力量！

协会这十年的历程，令我最骄傲的：不是我们做了多少项目，而是协会和每一个会员单位和个人都有了成长，更是我们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先公后私”。我们这一行讲合作，也讲利益。“公私兼营，先公后私。”不是要求大家一定要“大公无私”，那太理想化；而是要先让协会、团队好，个人自然就会好。如果每个人都只想着进来舀一瓢水走，不带一丝云彩来，这个池塘迟早会干涸；但如果每人舀一小瓢水，同时也带大一点云，云聚集在一起就会下雨，池塘就会有水，我们协会这个平台就能越来越大、越来越稳。

我记得有一次理事会上，要简单定义协会。黄海鑫（秘书长）总结了一句话特别好——“我们是一群靠谱的人，一起做靠谱的事！”我当场说：“对！这句话就对！”

你得先认为自己靠谱，别人才能信你。如果连自己都不敢说“我靠谱”，那就没法干。其实我们协会能走到今天，全靠这股气、这股劲——自信、真诚、实在、守信。

过去那句“我不买华人盖的房子”的偏见，经过十年，如今已经被我们一点一点改写。这就是最大的改变！

协会的未来

我们协会的徽标是南十字星加斗拱。是创始理事们的集思广益，并由专业设计师设计的。南十字星象征新西兰，斗拱则是中国建筑营造法式的代表。斗拱也象征着新西兰华人建筑业协会所倡导的精神，是每一位理事，每一位会员，都甘下承重、乐愿支撑！共同支撑起协会，和关心支持协会的每一位朋友，共同搭建起中国和新西兰两国建筑行业的桥梁。

协会不仅是互利共赢、利益共享的平台，而且更是一个思想沟通与认识交流的平台。认知的共识是有能量的，当大家对一件事物、理解一致、认知一致、步调一致时，那股力量是看不见，但能量却是巨大的，能让事情变得顺利。很多时候，看中一个项目，一开始别人不同意，但当我们把理由讲清楚、说明白，大家达成共识后，事情往往就能成功。为什么？因为人心齐，力出一孔；方向正，全力以赴。共识带来的，不只是精神力量，还能够转化成真正的执行力和经济价值。

协会接下来的发展，最重要的是保持开放性与稳定性。

首先是开放性：是要让新鲜的力量不断进入。我们这十年一路走来，从当初十五个人到现在上百个成员，靠的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未来我希望能有更多年轻的设计者、建造者、留学生创业者、第二代华人加入，让年轻人把新的思维方式、新的能量带进协会来。

其次是稳定性：要守住我们协会的初心，坚定我们协会的目标和原则。协会能走到今天，靠的不仅只是项目和活动，也是一种精神的延续和传承。我一直觉得，NZCBIA不只是一个行业组织，更是一面旗帜。它代表的是华人建筑人的专业、信誉与担当。

我们从一个行业自救的协会，到社会认可的专业协会，新西兰华人建筑业协会慢慢成长为一座桥梁，连接中国与新西兰，也连接理念与实践。十年来，我们看到建筑行业的变化，从材料、技术到工艺、理念，世界都在往“绿色”“可持续”的方向走。我认为模块化建筑、绿色建筑一类的新兴理念就是未来的趋势。新西兰讲究“100% Pure”，强调环保、节能、低碳，建筑行业也要跟上步伐。不是装几个太阳能板就算“绿色”，而是要从材料、能源、结构、系统等多层面全面更新。

在这方面，中国其实走得更快。像绿色建筑、3D打印建筑、装配式结构等等，这些技术在中国都已经实用化、规范化了。我们可以把这些先进的材料、工艺和理念引进新西兰，但要一步步地来。新西兰市场太小，不能一下子往小小池塘里扔条大鱼，那样会把小鱼挤死。要慢慢嫁接、循序渐进。

所以我常说，协会的角色就是一座桥。这座桥，一头连着中国，一头连着新西兰；一边是技术、材料、资金，另一边是规则、文化、市场。我们要让两边能够真正接上，而不是撞上。

我特别认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八个字。中国的智慧在于思想和体系（道、体），西方的长处在于方法与工具（术、器）。两者结合，才是未来的方向。新西兰现在的很多建筑标准、工艺流程很多还停留在新材料出现前，材料体系也比较单一保守。我们有责任也有机会，把更先进、更高效的理念带进来，让这个行业有新的活力。

这就是我心中协会的未来：既要有中国的根，也要有世界的视野；既要传承过去的精神，也要带领行业向前。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给未来的协会留个寄语，我会说：

“实事求是，自强不息，自反者道，自胜者强”。

这也是我一直坚持的做人、做事的信条。“实事求是”是天津大学的校训，也是我一生的原则；“自强不息”来自《易经》的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反者道，自胜者强”，是出自《道德经》，意思是要不断反省自己、战胜自己。这几句话，放在任何时代都适用。我们要不断反思自己、战胜自己，最后还要忘掉自己。而不能仅仅是靠比较他人来证明自身的价值。

对于协会的未来，我喜忧参半。喜的是，现在的年轻一代视野广、能力强、机会多；忧的是，他们要学会收起骄傲，脚踏实地地做回自己。要守拙于巧，不要沉浸在过去的成绩里，所谓的“取得的成绩”，那都是昨天的事。未来的事，永远是变与不变的交织。

一个人也好，一个组织也好，最大的敌人永远是自己。反省自我、战胜自我、忘掉自我才能走向未来。不成功者有二：一是懒惰，二是骄傲。懒惰会让人缺乏行动力和坚持；骄傲会让人看不清自己、看不清方向。所以我常提醒自己，也提醒年轻人，

不要以为“懂了”就停下脚步。不要以为“会了”就沾沾自喜。要常反思，常内省，不断更新自己，超越自己。

我们要让外界看到：华人不是只会“干活”，而是能组织、能创新、能引领。我也希望协会未来能借助像《逸居》这样真诚、认真和敬业的合作伙伴，把更多华人建筑人的故事讲出去。让社会看到，我们华人不只是盖房子的人，更是建设社区、建设信任的人，是建立美好生活的人！

协会的路，还很长。我希望十年后的新西兰华人建筑业协会NZCBIA，依然稳、真、有人情味；依然能让每一个在这个行业里努力的华人感到骄傲。那时，我就能笑着说一句——这件事，传下去了。

在近耳顺之年，回想从中国到新西兰，我只做了一件喜欢的事——学建筑，做建筑！现在我的三个孩子也在做建筑，我是幸运的、幸福的！